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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退的时代”:为什么他们认为习近平的中国正走向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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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当习近平准备执掌中国共产党时,大量中国政治、商业和知识精英都希望他能使他们的国家更加开放、公正和繁荣。

这其中包括一名中共最高学府的教授,曾参与培训数以千计的高级干部;一位后来获得2012年中国最高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还有一位年轻的历史学家,她本计划在课堂上讲授中国当代史,包括文化大革命等敏感时期。

习近平在CCP的二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表明,中国正朝着与自由化相反的方向发展。他对国家安全非常执着,更专注于平息所有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挑战,而不是曾令中国摆脱贫困的改革和开放政策。

他在演讲中39次使用“新时代”一词,夸耀党在他领导下取得的成就。但对一些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从一个虽然威权主义,但同时也容忍私营企业和公共舆论中一些多样性的系统,转变为如今这个支持单一意识形态和单一领导人的系统。

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敦促美国和世界像她那样看待中国:一个以“恐怖和意识形态”进行统治的极权主义国家,这里她提到的是一个著名的政治理论。

“这是一个完全倒退的时代,”观看了习近平的演讲后她说。“是从经济上的倒退到意识形态以斗争为主旋律的十年。”

蔡霞曾培训过数以千计的中国共产党干部,她现在是习近平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
蔡霞曾培训过数以千计的中国共产党干部,她现在是习近平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

蔡霞因为这类批评而被开除出党。历史学家孙沛东不能再自由教学或出版作品。经济学家许成钢对党再次控制包括私人部门在内的一切感到失望。

三人目前都住在美国。

他们都认为,中国拥有庞大的监控系统和惩罚性的社会控制,如今已类似于斯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在他们看来,甚至俄罗斯和伊朗都有更多的异议空间。

这是饭桌上和聊天群里悄悄议论的观点。网上有人戏称中国为“西朝鲜”。

许多中国人惊讶地发现,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俄罗斯人可以访问Twitter和Facebook,而且有几个独立的俄罗斯媒体机构。北京几乎绝对控制着中国人在网上可以获得的信息和所发表的言论。

2022年10月,伊朗的抗议者在反政府示威中高呼“独裁者去死”,这令中国的互联网用户非常惊讶,抗议的导火索是年轻女性玛莎·阿米尼因涉嫌违反该国对女性着装的严格规定而被警方拘留,并在拘留期间死亡。他们发现伊朗总统致电受害者的父亲表示哀悼,大为讶异。

一些人将此事与中国对一起大巴事故的处理方式进行对比,该事故生在阿米尼去世的几天前,导致至少27名正被转移到新冠隔离设施的乘客死亡。这起事故导致人们在网上广泛抗议中国严厉的防疫政策。但是抗议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只有一位副市长道了歉。

政府从未公布受害者的姓名。该事件的结局就像这些天来中国的其他许多悲剧一样:真相被隐藏和遗忘。

“极权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病毒,是一种毒瘤,”历史学家孙沛东说。

党内人士

蔡霞于1952年出生在一个革命军人家庭,是所谓的“红二代”。多年来,她一直为中国最高领导层提供有关加强党建的建议。

当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时,蔡霞认为共产党将走上改革之路。但是,习近平很快就开始对记者、律师、企业家和非政府组织下手。

四年后,她第一次与党组织发生了重大分歧。任志强是一名退休的房地产大亨,也是一名党员,他嘲笑习近平要求中国新闻媒体保持绝对忠诚,宣传机构对其发起一场残酷的运动,她对此感到非常愤怒。

北京一座天桥上的宣传横幅。
北京一座天桥上的宣传横幅。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她在一篇被新闻报道广泛引用的文章中写道:“打压不同意见,将会给党带来严重的危害。”她被组织约谈,并被要求写信承认自己的错误。

当习近平在2018年修改中国宪法使他可以连任国家主席超过两届时,蔡霞丧失了希望。“我意识到,这个党无法改变,”她说。“如果中国共产党自己不改革,中国的改革是不可能完成的。”

2020年疫情暴发时,她正在美国。像许多中国人一样,党试图隐瞒武汉市爆发的第一波新冠疫情,令她感到沮丧。

在与回到中国的朋友在线交流时,她批评共产党是“政治僵尸”,习近平是“黑帮老大”。

“这个国家被这样的一个人在领导,它会出大问题,”她在提到习近平时回忆了自己当时的想法。“所以我就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必须要考虑要换人。”

她的谈话录音被泄露,并在网上流传。此后不久,她被开除党籍,并被剥夺了退休福利。

现在,流亡美国的她是习近平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上个月,她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长文《习近平的弱点——狂妄与偏执如何威胁中国的未来》。

市场的倡导者

2012年,经济学家许成钢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基础性制度》的论文,后来获得中国最高经济学奖。习近平的第一任财政部长楼继伟也是这一年的获奖者,他的论文内容是扩大经济改革。

几十年来,作为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许成钢一直深入参与如何对中国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的辩论,以期让中国的体制能为财产和个人权利提供更好的保护。

他从小就知道这些权利的重要性。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在1958年遭到清洗,当时许成钢七岁。他记得在那之后的忍饥挨饿,母亲整日哭泣。

17岁时,他搬到中俄边境附近的一个农场,在那里度过了将近10年。其中六年作为反革命分子受到迫害。

“极权不需要拿走产权,它可以强迫你做它想做的事情,”如今在斯坦福大学任研究员的中国经济学家许成钢说。
“极权不需要拿走产权,它可以强迫你做它想做的事情,”如今在斯坦福大学任研究员的中国经济学家许成钢说。

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极权体制放松了,允许一些私营企业和非政府组织进入。许成钢说,现在已经不再如此,党在掌管着一切。企业一直受到攻击,企业家们不再确信他们对公司有真实的控制。

“极权不需要拿走产权,”他说。“它可以强迫你做它想做的事情。”

尽管许成钢的大部分工作都与中国内地有关,但他的工作地点在香港。2019年香港镇压民主抗议者后,许成钢移居伦敦,他认为中国不会再允许香港的言论自由,而他开展工作需要这种自由。

上个月,他入职斯坦福大学,成为一名研究员。他正在写一本关于极权主义的书。

一位希望历史被铭记的历史学家

46岁的孙沛东属于从中国开放中受益最多的一代。她成年时正值该国经济起飞并鼓励国际交流。2007年在巴黎政治学院获得社会学专业博士学位后,她渴望回到中国,她认为中国是一片充满希望和机遇的土地。

她2013年开始在上海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当代历史。那之后的两年里,尽管她教的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关于文革的课程之一,但她没有受到当局的任何质疑。她希望中国人民记住那个动荡的时期。

情况在2015年开始发生变化。她的几篇关于那个时代的文章被中国学术期刊拒绝了。2018年,在美国待了两年后,她回到复旦,回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国家,一个不一样的教室。

她发现课堂讨论变得不那么坦诚了,她在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一天早上,她发现她的办公室门上贴满了印有她社交媒体帖子的纸条,并被威胁要在校园的其他地方张贴它们。

“极权的利齿离我越来越近,”康奈尔大学史学家孙沛东谈到自己在中国任教的最后几年时说。
“极权的利齿离我越来越近,”康奈尔大学史学家孙沛东谈到自己在中国任教的最后几年时说。 

她的一些学生向校方举报了她。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攻击她。民族主义博主涌向她微博的评论区,咒骂她。

2019年,当一些复旦学生抗议校方改写校规以强调对党的忠诚,而不是独立和学术自由等价值观的决定时,孙沛东发声了。她接受了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外国媒体采访,批评了学校的决定。

她所在部门的党委书记多次要求她写检讨书。她拒绝了。

孙沛东现在是康奈尔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她说她的经历仍然像噩梦一般。“极权的利齿离我越来越近,”她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我还想继续做我想做的研究,就只能离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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