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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蒋介石和孙中山算命的命理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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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命这个行当自古以来就存在,然而真正准确的算命师寥寥无几。今天,我们将聊一聊民国时代几位出色的神算。

1936年,正值中国多事之秋。南京国民政府由蒋介石主持,正忙于备战,新建兵工厂并扩编军队。同时,他们通过”易货贸易”的方式从德国引进军备,并训练德械师。这是因为在1931年的918事变之后,东北三省已经沦陷,而1933年的长城喜峰口战斗更加加剧了日军南下华北的威胁。南京国民政府预测到与日本的全面战争将不可避免。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深知当时中国的国力很难顶得住日本的全面进攻,因此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与此同时,蒋中正奉行着”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集中力量剿灭转移到陕北的中共。当时,陕北红军只有两三万人的可战之兵,而忠于国民政府的军队不仅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而且士气高昂,看似成功完成了这项任务的前景一片光明。

然而,就在1936年12月,中国各大报纸突然刊登了一条爆炸性的消息。被调往陕北剿共的东北军司令张学良和西北军第十七路军司令杨虎城在西安突然发动兵变,扣押了前往视察督战的蒋介石,击毙了他的所有护卫并扣押了大部分随行的官员。蒋介石甚至已经写好了遗嘱,准备随时以身赴死。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和杨虎城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解释事件的来龙去脉,并提出了八项”救国主张”,希望获得社会的同情和谅解。这些”救国主张”的核心是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是张学良和杨虎城提出的”救国主张”的核心。然而,他们并不承认自己发动了政变,而是辩解说这是一种”兵谏”,即武装上访的行为。

一经消息传出,全国震动。有人欢呼,也有人谴责。支持接纳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人早就对蒋中正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心存不满。而批评张学良和杨虎城在危急时刻制造危机、让国家陷入混乱、让外敌有可乘之机的人则谴责他们。

许多知识分子,包括清华大学等高等学府的学者,对张学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而这次事变最大的受益者无疑是处于军事重压下的陕北中共,可以说是绝处逢生。实际上,西安事变是中共和张杨两人共同策划的。在得知蒋介石被扣押后,陕北的中共中央立即致电苏联的斯大林,请求同意杀死蒋介石。他们终于有机会报仇了。

南京国民政府突然遭到这样的变乱,陷入一片混乱。没有人能确切知道张学良是否最终会扣动扳机,杀害蒋介石。因为在南京官员中,张学良的口碑一致认为他是一个吸毒成瘾、情绪不稳定的公子爷。

张学良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长子,张作霖是东北的最高军政长官,也被称为大帅。然而,27岁的张学良继承了父亲的位置后,他的作战能力远远不及他吸毒和沉迷女色的本事。

1936年12月21日晚,一辆轿车停在南京蒋介石官邸前。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和一个年轻人从车上下来,在侍卫官的引领下匆匆走进了公馆。这位年轻人名叫韦千里,他的父亲和爷爷都是命理师,而他也继承了家业。不同的是,韦千里读过大学,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是一个典型的新旧复合型人才,被认为是命理界的青年才俊。虽然年仅25岁,但他已经对命理学有了自己独到的研究,并出版了三本命理学的著作,在知识界享有声望。正因如此,他才被于右任所看重。

宋美龄一见到韦千里,心里不禁一惊,这么年轻,难道就是于右任口中的那个命理大师吗?但是宋美龄仍然保持着镇静和涵养,她只是温和地问道:“请问先生,我此次去西安有危险吗?”

韦千里仔细打量了一番宋美龄,又询问了她和蒋介石的生辰八字,以及她打算启程去西安的时间。然后,他拿出一个木制的物件,专心地摆弄着。这个东西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作六壬神课。宋美龄看着它,发现它类似于一个罗盘,上面简单地刻着一些奇怪的符号。

命理学在过去也被称为术数,其中有许多不同的派别。从古至今,门派众多,数不胜数,大致可以归为三类。
第一类是三神式和五神术,其中神式包括奇门遁甲、六壬、太乙九宫占,而五神术则包括紫薇斗数、南极神术、北极神数、铁板神数和邵子神数。这里提到的邵子指的是北宋的易学大师邵雍。
第二类别包括了许多广泛流行的方法,如看八字、测风水、测字、相学、摸骨、抽签等等。这些方法在普罗大众中被了解得最多。
第三类别则是一些普罗大众一般不知道的祖传秘籍,比如天罡推步、一撮金、达摩一掌经等等。尽管术数门派众多,但它们都可以追溯到《周易》的发展演化,因此可以说是同宗同源。

韦千里所使用的是第一个类别中的六壬。经过一段时间的摆弄后,他抬起头,非常肯定地对宋美龄说道:“夫人请放心,您此行没有任何危险。委员长的这一劫也必定能够逢凶化吉。”宋美龄听完后,并没有特别波动的情绪,她只是点了点头,然后非常客气地让身边的侍从官拿出几十块银元作为谢礼给韦千里,再让于右任送韦千里出去。

这个时候,宋美龄的态度其实是将信将疑的。但是韦千里的话无疑给了她很大的安慰。

第二天,宋美龄和哥哥宋子文一起飞往西安。西安事变的最终结局大家也都知道了。宋美龄和蒋介石顺利的离开了西安,返回了南京。但是国民党与中共也暂时和解,合作抗日。中共也没有坚持要杀死蒋介石,因为斯大林对陕北中共中央下达了死命令,必须得让蒋介石活着。斯大林很清楚,新的世界大战很快就会爆发,只有蒋介石才能够领导中国抵抗日本,不让苏联在欧洲面对德国人的同时,远东又被日本人攻击。

西安事变之后,韦千里为蒋夫人算命的故事在上层圈子里不胫而走,这就让韦千里声名鹊起,成了北方炙手可热的命理学家。

那个时候中国南方也有一位著名的命理学家,叫作袁树珊。后来人们把他们两个人合在一起称为南袁北韦。其实袁树珊比韦千里早生了30年,成名更早,而且也是因为袁树珊,韦千里才有机会给蒋夫人看相。

1881年,袁树珊出生在镇江的一个中医世家。他早年学医,后来对命理学产生了兴趣,就干脆改弦易辙,专攻命理。后来他还考上了北京大学以及去日本留学。因此,袁树珊也是一个典型的新旧复合型人才。他就不同于一般的江湖术士,他能用现代语言深入浅出地解释命理,而且算的也倍儿准。因此,在他人到中年的时候,已经成为南方非常有名的算命先生了。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经历了被列强入侵,一系列战败割地赔款的屈辱。所以,一批喝过洋墨水的文化人,比如胡适、钱玄同、陈独秀、鲁迅等等人,他们坚定地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被列强欺辱,是因为中国古老文化的拖累。因此,他们就极力反对一切中国的传统文化,孔子、周易、中医等等都成了腐朽落后的代名词。

文人们推行白话文,同时思绪飞扬出了各种关于中国古代文化是糟粕的故事。新文化骑手鲁迅写了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说《药》。小说当中虚构了这样一个场景:市场上刚刚砍了一个革命者的头,那狱卒就把革命者的血蘸上馒头,卖给了一个肺痨病患者。肺痨病呢,就是肺结核,因为郎中给他开的药方是吃蘸上新鲜人血的馒头,就能够治好他的肺结核。结果是病患吃了花大价钱买来的人血馒头之后又嗝屁了。这种骇人听闻的描写就直接把中医钉在了耻辱柱上。

总之,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的中国第一场文化大革命,连中医在大众心目中的印象都从悬壶济世变成了谋财害命的巫术。其他的命理学、风水学、占卦学、测字学更是成了愚昧可笑的江湖骗术和封建迷信。

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担任政府主席。他自诩为革命派新领袖,立刻就想取缔中医、星象、卜卦等活动,以此彰显新政府的先进和科学范儿。这个决定在国民党内也获得了很大的支持。这一下让国民政府治理区域内的郎中、算命先生和风水先生们都愁坏了。

袁树珊更是愁上加愁,因为他名气大,要取缔肯定先取缔到他头上。除了中医和命理这两个选项之外,他就没有其他的生活技能了。那以后全家该如何过日子呢?

就在袁树珊坐困愁城的时候,转机来了。此时演说达人汪精卫正在四处演讲,鼓动禁止中医和一切封建迷信。可是这个时候,他的母亲突然患上了痢疾,腹泻不止。按理说,痢疾是一种常见病,应该不难治疗。然而,汪精卫请来了几位西医名手诊治,却没有见效。老太太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甚至虚脱了。就在这时,一位名叫施今墨的中医突然登门造访,自告奋勇要为汪老太太治病。此时的汪精卫也束手无策,只好试试看,就让他治疗。结果,施大夫只用了一剂汤药,汪老太太两天后病就好了。看到如此奇效,汪精卫从此也就绝口不提废除中医这个事儿。

除了受益于这件事儿,汪精卫还早年写过一本相书,名为《中西相人探原》,盘活了他的命运。在这本书中,他引经据典地为算命辩解,阐述算命是多么一件科学范儿的职业。国民党大员何应钦读了这本书之后非常赞赏,立刻找来了袁树珊,为自己算了一卦。袁树珊对何应钦到底说了什么,没人知道,但结果肯定是何应钦非常满意、非常折服,因为他立刻就把袁树珊推荐给了自己的顶头上司蒋介石。

蒋介石当时正处于十字路口,刚刚拿到了军权,收编了部分粤军,成为了国民党内强势崛起的人物。但党内派系林立,他自己与汪精卫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白热化,两个人的政治理念不合拍。所以蒋介石心里明白,汪精卫和自己迟早都会有最后的摊牌。虽然自己手握重兵,但是汪精卫是革命元老,声望高,那到底鹿死谁手,此时蒋介石心里并没有把握。所以他立刻接受了何应钦的推荐,邀请袁树珊为自己算了一卦。

蒋介石是袁树珊见过的国民党二号贵客,至于一号贵客是谁,放在后面来揭晓。袁树珊见到蒋介石之后,既不过分热情,更不主动巴结,就完全不像别的江湖术士的态度。这种态度给蒋介石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蒋介石报完了生辰八字之后,袁树珊沉吟了半响,说出了这样一番话来。他说蒋公的八字当中,局中火与燥土成势制亥水,亥中含甲木官星,官与官的原神被制。这番话听起来可能有些晦涩,但总之结论就是蒋公您是大贵之命啊。

一听到这话,蒋介石就被吸引住了。袁树珊接着分析说,蒋公的八字中无明官出现,所以格局层次很高,意思就是说你有成为最高统帅的命。蒋介石听到这,激动得心跳都漏了一拍。然而,袁树珊话锋一转又说,但是甲辰运中甲运,亥中甲木旺透无法得制,又合到日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蒋公你要当心对手,因为对手会由弱小变得很强。这个判断在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就应验在中共身上。

最后,袁树珊说:「我赠给蒋公两句话,请您记住啊,叫作胜不离川,败不离湾。」蒋介石一脸疑惑,问袁树珊什么叫作胜不离川、败不离湾呢?袁树珊解释说,因为蒋介石本名蒋中正,字介石,这个「蒋」字属于五行中的木,受水所生,水生木嘛。而「川」本意是河流,「川」和「湾」都是水字旁,与水相关。它们对于蒋介石这个木格的命运来说,具有滋养和帮助的作用。而「川」又是四川的简称,意味着胜利不离川。而蒋介石的名字中正,在奇门遁甲当中属于天禽星,一般只能寄存于坤宫或者艮宫,而坤宫所对应的,就是西南四川和重庆一带。蒋介石的名字中的「介」和「界」同音,合在一起就是山的意思。因此,蒋公的一生如果要成就大事,就不能离开山和湾。

一番分析下来,蒋介石心服口服,随后北伐成功,真正成为国民党内的核心人物。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将重庆作为战时的首都,也被称为「陪都」。尽管日军在抗战的八年里多次对重庆进行空袭,但始终未能真正威胁到重庆。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于1946年5月从重庆迁至南京,果然应证了「胜不离川」这句谚语。

然而,一旦离开四川,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命运便逆转了,无法再取得胜利。在国共内战的三年中,他的运势急转直下。1949年,国民政府迁往台湾,而蒋介石于1975年在台湾去世。在他逝世之前,果然也没有再能离开台湾,实现反攻大陆的梦想。这也验证了「败不离湾」这句谶语。

如果蒋介石只是袁树珊见过的国民党二号人物,那么他见过的国民党一号贵客是谁呢?当然,只能是孙中山了。只不过时间要往前推20年。当时的孙中山一贫如洗,没有兵力,只凭口舌鼓动革命,被人戏称为「孙大炮」。那时他还不是国民党的核心人物。两人具体会面的场景已无从考证,但袁树珊对孙中山的评价是「贵不可言」。这里的「贵」并非普通人的富贵,而是指「薄天子之位而不为」那种流芳百世的高尚。

袁树珊为蒋介石算过命后,前来找袁树珊算命的国民党高层络绎不绝。再加上汪精卫母亲的经历,全中国的医生、算命先生和风水先生们纷纷请愿,国民政府原本想取缔他们的法令也就不了了之。因此,中医、周易等中国古老文化总算在这个动荡时代传承了下来。

年轻的韦千里在这样的氛围中才有机会崭露头角,为人所知。南方的袁树珊和北方的韦千里形成了南袁北韦的说法,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在西安事变中,韦千里为宋美龄指点迷津。然而,在20世纪上半叶,命理大师在中国的辉煌时期也走到了尽头。

韦千里有六个孩子,但没有一个想学命理。韦千里自己也没有收徒,所以等到1988年他在香港去世后,韦氏六壬也绝迹了。袁树珊倒是有一个儿子叫袁福儒,想继承父亲的衣钵。但袁树珊不同意,摇摇头说他有两套衣钵,一套是命理,一套是医学。等他去世后,袁福儒就将命理这套衣钵彻底摒弃,只专心学医。后来,他甚至前往日本学习西医,学成后回到台湾成为一代医学大师。

命理作为传说中从伏羲时代流传下来的古老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传承和波折,最终逐渐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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